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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职工股权激励的股权是否可约定原价回购?
  预览:   更新日期:2019-09-23 12:20:41  

就该函的内容而言,并无违法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之处,斯某亦未主张其受胁迫、欺诈或因重大误解而签署该函件,故斯某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主体,其在该《承诺函》中签名的行为应视为其已对该函内容知情同意,斯某理应受到相应约束。


邹某系某上市公司法定代表人,斯某系某上市公司员工。2017年,邹某将斯某起诉至法院,要求斯某以公司上市前股权激励期间的原价将斯某所有的1%股权转让给邹某。

邹某同时向法院提交了《保密协议》、《股权转让协议》、《承诺函》、《劳动合同》、《保密及竞业限制协议》等证据,用以证明其诉请。其中《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邹某将其对于某生物公司(上市公司前身)的1%股份转让给斯某,斯某向邹某支付股权转让款20万元。《承诺函》则载明如下内容:…3.本人理解贵方以低于实际价值的价格向本人转让股权,系基于本人作为某生物公司员工已经为公司提供劳动服务并且将继续勤勉、尽责地为某生物或下属子公司提供劳动服务,并且不发生以下行为或情形:(1)因本人主动离职或本人因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劳动纪律且该行为被劳动仲裁机构或劳动主管部门依法确认而被公司解除劳动合同或劳动合同期满后本人不愿与某生物公司续签劳动合同(此项承诺在本人受让股权后满5年);(3)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某生物公司或下属公司造成重大损害;(5)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或他人谋取属于某生物公司的商业机会;(6)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某生物公司或下属公司同类的业务…

邹某诉称,斯某自2006年起在某生物公司工作,2011年某生物公司在筹划改制上市的同时,实施了具有股权激励性质的员工持股计划,但前提条件是作为激励对象的员工必须已经为某生物公司提供劳动服务且将继续勤勉、尽责地为某生物公司提供劳动服务,否则将被回购或追回对价。2011年邹某与斯某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同时斯某出具《承诺函》。但斯某并未兑现承诺内容,没有勤勉、尽责地为某生物公司提供劳动服务。具体表现:1.斯某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谋取属于某生物公司的商业机会,自营与某生物公司同类的业务,性质极为恶劣。2.斯某对下属不尽责管理,对早可发现的下属违法违规行为不予查处,严重失职。3.斯某在前述股权转让后五年内主动辞职。斯某在2016年10月主动提出辞职,其主动辞职时尚在前述股权转让后五年内。故邹某认为,其有权按照《承诺函》的约定要求斯某以20万元的价格向邹某回转其对某生物公司持有1%的股权。

斯某答辩称,一、即使其签署过《承诺函》,该《承诺函》中关于股权回购的条件限制也是无效的,对斯某不具有法律效力。理由如下:1.从形式上来讲,《承诺函》苛刻的内容属于格式条款,由邹某统一制作后要求全部股权受让人签署,《承诺函》的内容不是斯某的真实意思表示;2.从内容上来看,《承诺函》违背了民事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不符合公平原则,对斯某只赋予义务。3.《承诺函》的前提条件是出于股权激励的目的和性质,股权转让价格远低于实际价值。但涉案股权转让并不具备股权激励的目的和性质,且股权转让的价格远远高于实际价值。斯某认为其与邹某的股权转让属于一般的商业股权转让行为,邹某无权对斯某的工作期限附加条件限制。二、邹某控制的某生物公司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其利用控制优势地位,在明知《承诺函》中有五年工作期限的限定情形下,于五年期限仅仅相差一个月的时候,找寻借口借故向斯某发出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通知,并且在向斯某承诺解除劳动合同关系不影响股权持有的情况下,双方达成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协议。三、邹某主张斯某违反勤勉尽责义务,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谋取商业机会,自营与某生物公司同类的业务,以及对下属不尽管理职责,严重失职等情况,与事实不符。斯某管理团队个别人员出现违法违规行为,属公司员工个人违法行为,斯某在发现违法行为后积极予以查处,并协助公司挽回损失。四、邹某不具备本案的原告诉讼主体资格,诉争股权转让后,斯某已持有相应股权,邹某个人无权要求回购。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主要在于:一、斯某于2011年向邹某、某生物公司出具的《承诺函》对斯某是否具有法律约束力;二、邹某诉请要求原价回购诉争股权能否得到支持。

关于焦点一,法院认为,正如法院在证据分析认定中所认定的,根据斯某提交的证据即某生物公司2011年报告,恰恰可以证明斯某于2011年受让诉争股权的价格确实低于实际价值,且当时某生物公司确实正拟改制上市,故该股权转让确实具有股权激励的目的和性质,因而受股权激励的员工承诺继续勤勉、尽责地为某生物公司提供劳动服务,也属正当合理,这正体现了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且其承诺内容也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决不能仅仅因为条款内容是统一制作的,就否定其效力,显然也不能因《承诺函》出具后承诺人自己未留存,就不遵守。该《承诺函》对斯某具有法律约束力,构成邹某与斯某于2011年签订的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的有效补充。根据该《承诺函》,若斯某违反所作承诺内容,原股权转让人邹某可以选择原价回购股权,即相当于解除原《股权转让协议》,恢复原股权持有状态。现邹某作为原告起诉回购诉争股权,符合双方约定的主体条件,故其具备本案原告诉讼主体资格。

关于焦点二,法院认为涉案《承诺函》构成邹某与斯某于2011年签订的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的有效补充,即斯某享有相应股权的同时,亦应履行相应的义务,这符合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双方均应严格恪守履行。涉案《承诺函》规定斯某在五年的劳动服务期限即2011年至2016年期间内主动离职的,原股权转让人邹某可以原价回购原转让的股权,斯某于2016年辞职正处于上述期间内,即劳动服务期尚未满5年,原股权转让人邹某依约有权选择原价回购转让的股权。况且在其担任某生物公司员工期间,其下属王某发生重大违规行为,其作为直接分管领导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监管不力的失职行为亦有悖于涉案《承诺函》的承诺内容。总之,邹某诉请要求原价回购诉争股权,符合《承诺函》的约定,法院予以支持。

一审宣判后,斯某向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二审法院书面审理后认为:斯某提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第一斯某已确认涉案《承诺函》系其本人所签,就该函的内容而言,并无违法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之处,斯某亦未主张其受胁迫、欺诈或因重大误解而签署该函件,故斯某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主体,其在该《承诺函》中签名的行为应视为其已对该函内容知情同意,斯某理应受到相应约束。第二,因本案纠纷系股权转让引起,回购股权系该次股权转让过程中双方约定的后续行为,故一审法院将本案案由定为股权转让纠纷,并无不妥。涉案《承诺函》中载明回购主体系邹某本人或其指定的主体,故邹某作为原告提起回购之诉,符合该函的内容。第三,涉案《承诺函》中明确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签订目的系出于激励员工,同时,该函也对斯某受让股权之后的一些禁止性行为进行罗列。尽管斯某不认同其受让的股权价格远低于股权实际价值这一事实,但在庭审中其并未否认邹某当时确系以股权激励为由将诉争股权进行转让,且斯某对实际受让价格为20万元亦未提出异议,足以表明斯某自愿接受了涉案《承诺函》的约束,如一审所述,斯某在涉案《承诺函》约定的服务期未满五年之前主动辞职,且对下属王某监管不力的失职行为均已违反涉案《承诺函》的约定,则邹某回购诉争股权的前提条件成就,故一审对于邹某的诉求予以支持,并无不当。



案例探讨:在企业发展过程中,为了挽留老员工继续为企业发展尽心尽力,很多企业会选择通过将一部分的股权以远低于实际价值的价格转让给劳动者,让劳动者化身成为企业效益最直接的收益人,从而将企业的命运与劳动者利益紧紧相连。

在这一过程中,许多企业会对这一部分低价、激励性的股权转让进行约定,通常会要求劳动者遵守在几年内不得辞职、不得违反竞业义务等条件。一旦劳动者违反约定,提前辞职或自营竞争性业务,企业就有权采取多种方式回购股权。

本案例的核心意义就在于,在股权协议中明确约定以劳动者辞职、自营竞争性业务为要件的回购条款法院认为是不违背法律约定的,即使回购条款中明确表示将使用当时劳动者购买股权时的原价回购,法院亦认可其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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